制服与时装

2011年岁末，“Chanel 法国设计先锋与艺术大师们的对话”展吸引了许多时尚爱好者。其中灵感来源于设计师童年经历的奥巴辛孤儿院女童制服的设计尤为引人注目——饰以白色领口与袖口的黑色羊毛绉绸小礼服，兼具简洁与高贵的气质。与同时代的设计师相比，Chanel的设计无疑是素淡的，无论是款式还是色彩均是如此——款式上的素淡可以用设计师的实用主义设计理念来诠释，而颜色上的素淡在那个年代却是与众不同的，这是童年的经历给Chanel 所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记，这类以孤儿院女童制服为雏形的设计风格至今都是这个品牌服装的设计要素之一。在这里，“制服”成为了“时装”的原型。

1926年Chanel首推了“小黑礼服”（Little black dress），有趣的是，因其畅销，有着时尚女士人手一件的趋向，因此这款“时装”被当时的时尚媒体称为“有品位的女子的‘制服’”。

制服是被相同团体的人所穿着的服装，具有很强的辨识性，可以辨识不同职业或团体的成员，如学生有学生服，军人有军装，医护人员、警察、乘务人员等职业人士都有着各自的专门服装。但这里的这个“制服”概念是狭义的，特指的是在特定场合所穿着的具有辨识性和功能性的服装，它的一个特点是同一性。而如果从广义层面来讲，比照上文LBD的例子，也许可以这样理解：每个时代里那些流行的、被普罗大众追捧穿着的“时装”就是这个时代的“制服”。

如此说来，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制服：唐代女性喜穿胡服，或浓妆艳抹、或淡扫娥眉的仕女们身穿这种翻领小袖长袍，头戴胡帽，足踏皮靴，在俏丽中绽放飒爽的帅气。这种千年前的“中性风貌”在当时掀起了一股势不可挡的风潮，使爱美的女性趋之若鹜。其实，胡服作为一种流行服饰，何尝不是唐代追求时尚的女子的“制服”？民国时期，来源于满族旗女之袍的改良旗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款式趋于稳定，成为中国传统民族款式与西方现代裁剪技术相结合的典范。此时的名媛贵妇、女学生、女职员，乃至青楼女子都以穿着改良旗袍为尚。张爱玲在她著名的散文《更衣记》中提到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的情况，女作家将改良旗袍的流行归因于时代女性对男女平等的渴望，且不管起因是什么，民国时期的“时装”旗袍成为了其时女子的“制服”却是不争的事实。

西方也是如此，在紧身胸衣和撑架裙的修饰下那美丽的坦胸长袍就是贵族女性的“制服”，这种人为塑造的理想造型在去掉撑架裙的20世纪中期更为简洁自然，成为高贵淑女的标准穿着。男装三件套在17世纪形成以后，其辉煌持续了数百年，虽然具体的款式有着这样那样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终是向着纵深方向将其发扬光大罢了。“T.P.O.”原则诞生以后，在什么场合穿怎样的三件套也有了条分缕析的规定，这其中更包括了款式细节以及衣服颜色，由此，三件套更成为了男子在特定场合所穿着的“制服”了。

汉贾谊《新书·服疑》中语云：“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使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推而论之，回顾服装的历史长河，冕服是帝王的“制服”，服色各有定制的朝袍是大臣的“制服”，贵妇所穿用与农妇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大户人家的仆妇从其穿着上就可度其等级，这些服装都是特定时空中的“时装”，同时也是彰显其主人身份地位的“制服”。

今天，服装的多样化和服装穿着者个性化的穿衣需求，使得服饰的同一性减弱。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人们穿衣的强制性规定应该有着越来越少的趋向。从对方的衣着中进行判定渐渐不那么容易，而“制服”的范围也就越来越狭窄，渐渐只是作为特定人员的专门服装而存在。

从“制服”范围的缩小看到“时装”千百年来的变化，却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服装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从今天的服装这面镜子中，我们可以照出平等的思想，对人本身的尊重以及对个性的宽容。（服装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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